三番，我们一起去那里。

震灾让我难受，这种难受是很多层面的。
这仿佛是一个理应体现道德与热情的时刻，但我又不得不出于本能，对这种道德与热情作出审视。
与众人一样，我捐款了。有一点我可以确定，我并不因为大家捐款而捐款，因为我生来厌恶效仿，如果脱离自我意志，行为的意义必然遭受削弱。既然我的行为出于自我意志，那么我不得不设想，如果目的是出于救人，为何我从未为预防艾滋捐款，却对此次震灾如此毫不犹豫？道德需要判断对象的规模，范围，及影响吗？不！致使我毅然的，至少不仅仅是道德！那是什么？是什么让我的意志膨胀到如此确定？是历史参与感，当我感觉自己之步伐即历史之步伐，我所关心即历史所关心，我所道德即历史所道德，我所热情即历史所热情，我，膨胀了。灾难成为舞台（一定程度上），容我与众人一齐展示道德，展示热情！无疑，这是关于道德的自欺。
道德并不因此次特殊事件得到与其表象等同的提升，其间绝大部分来自夸大，到并非是不可能的。在此，我想要批判的不是道德与热情，而是道德与热情中被夸大的那一部分。并同时做出危险的提醒：不能将灾难演变成一场表面悲情，实则充满优越的展示。
纯粹的道德与热情是持久的。可以预见，历史的热情会由震灾转移到奥运，但是否再会由奥运转移回震灾则很难预见。当镜头与目光纷纷回到原来的位置，当历史参与感逐渐消退，从道德与热情上剥离时，才是对道德与热情最大的考验。正如婚姻的质量并不在于婚礼而在于婚后，赈灾也是一样的。所以，考验当然没有结束，甚至，没有开始……